＊社群主義之所以在西方政治學界興起，主要是為了對於當時政治哲學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提出批判，因而逐漸發展出來。D. Bell指出，一般公認一九七○年代是新自由主義掛帥當紅，一九八○年代由社群主義引領話題，到了一九九○年代以後，則是兩派並立（Bell, 1993；李琨譯，2000）。
長期以來，以自我和個人為出發點的自由主義，一直穩居於西方思想的主宰。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權利，尤其是個人的自由權利，並且認為一旦個人權利能夠充分和自由的實現，公共利益也就隨之實現。早期的自由主義是以邊沁（J. Bentham）的功利主義為基礎，主張帶來快樂的行為就是善的行為，快樂可以計算，所以當人人追逐自己的快樂，全社會的快樂就會增加，因此政府應該在不限制個人自由的前提下，確保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快樂（俞可平，1999）。密爾（Mill）對此提出修正，強調高尚的快樂才能增進社會進步，政府應該負有教育引導人民追求高尚快樂的責任，並且允許政府對個人自由進行適當的限制，因個人自由的前提是不妨礙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。不過功利主義仍然受到許多質疑，包括在功利主義的計算之下，人變成手段而非目的，而且多數人的偏好可以成為對少數人的合理壓制。到了一九七○年代，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（J. Rawls）發表轟動一時的大作《正義論》（A theory of justice）（1971），書中提出「無知之幕」（veil of ignorance）作為規範社會規則的分析起點。所謂無知之幕，指的是個人在原始狀態中，全然不知道各自的天賦地位、社會背景與善惡觀念，因而可以無私的推演出公正分配的正義原則。由於對個人權利的重視取代了傳統自由主義所看重的功利分析，這種「權利優先論」（the primacy-of-right theory）或「權利基礎論」（rights-based theory）的立場，使自由主義因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，這就是新自由主義，羅爾斯也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（俞可平，1999）。知名的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也被歸類於此（應奇，1999：3）。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與民主的主張，亦即人民在公共領域中對公共事務參與討論、形成共識，此乃民主之根基。上述論述雖然出於新自由主義者，但更合乎社群主義的主張，與本文頗有關係，由於個人與社群實不可分，稍後論及公民資格時會深入談到。除了前述大師之外，繼起學者還有R. Nozick與R. Dworkin等。由於這些論述都承繼了康德以降的個人主義傳統，所以新自由主義也常被稱為新康德主義或新個人主義（俞可平，1999）。
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引起了許多批評，其中一些學者繼承了盧梭、黑格爾與馬克思等人的論述，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基礎提出了質疑，他們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顛倒了個人與社群的關係，因為個人是社會的產物，自我價值並非先天存在，而是由社群的歷史文化所形成。這些學者斷言：個人不能自發地選擇自我，只能夠發現自我。如果說新自由主義者所遵循的是康德式的先驗理性，那麼社群主義者所服膺的是實踐理性。社群主義的實踐理性，其實是一種自我發現的能力，因為只有當個體能夠回答「我是什麼」、「我在現實中擔當什麼角色」，才能進而回答「我應該做什麼」（Sandel, 1984; MacIntyre, 1988; 錢永祥，1995）。就此而論，自我的本質有其社會構成性，絕非先天決定；而個體不但是由社會構成，也有能力參與認同的構成，因此自我的界限是開放的，並非只有消極的發現而已，這些論述被統稱為社群主義。
社群主義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，主要在方法論、價值觀與應用等方面。在方法論部分，社群主義批評自由主義的方法論是個人主義或原子主義，至於社群主義本身則強調社群，因此在方法論上是集體主義。在價值觀部分，自由主義認為最重要的是個人的自由權利，這就是根本的價值，而社群主義則強調公共的善與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價值（Avineri & de-Shalit, 1992: 2-5）。Bell進一步指出，公共的善與公共利益可以分為非物化與物化兩大類別，前者主要體現為各種美德，後者又分為兩個次類別，一是產品形式，例如社會福利，一是非產品形式，例如不具排他性之公共財（Bell, 1993；李琨譯，2000）。在社群主義學者中，最常被提及的是M. Sandel、A. MacIntyre、M. Walzer、以及C. Taylor等四人（俞可平，1999；應奇，1999），儘管這幾人未曾自視或自稱為社群主義者，甚至對其他社群主義者的某些主張還抱持批評態度（應奇，1999: 220）。
Sandel的代表性著作包括《自由主義及正義的侷限》（Liberalism and the the limits of justice）（1982）等，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自我概念提出許多批評，強調新自由主義所謂「混沌無知的自我」不受任何社會的政治經濟、歷史、文化與家庭傳統條件的影響，與現實嚴重脫節，應以「環境的自我」來取代，因為任何自我都必然受到各種歸屬（attachment）的影響（俞可平，1999: 22-24）。Sandel主張以「構成性的自我」（a 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 the self）或「互為主體的自我」（a inter-subjective conception of the self）取代先驗的自我（應奇，1999: 81-82）。
MacIntyre的代表性著作包括《追尋美德》（After virtue）（1984）等，他從歷史學與語言學論證指出，自由主義者所看重的權利概念並非人類社會從來就有的，甚至直到中世紀結束都沒有出現。MacIntyre（1984）與Sandel（1992; 1984）樣批評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把人們從社會關係的特殊性中抽離出來，並且強調包括正義在內的任何道德原則，其實都有其歷史傳統，而各個社群的歷史傳統並非簡單畫一，自有其獨特的豐富多樣（MacIntyre, 1992；俞可平，1999：24-26; 72）。
Walzer的代表性著作包括《正義的範圍》（Spheres of justice）（1983）等，他批評羅爾斯理論的哲學基礎是排他性的一元論，即肯定「唯一性」的存在，並主張因為人的思想價值來自人們的社會經驗及各自對現實的理解，因此道德理論應該扎根於歷史性形成的社會規範。Walzer並且提出「成員資格」的主張，認為社群各有成員，個人權利必須透過某種成員資格來取得，如國家成員因具有公民資格乃得以享有公民權等，因此抽象的講個人權利是沒有意義的（Walzer, 1992；俞可平，1999: 26-28）。
Taylor的代表性著作包括《自我的根源》（Sources of the self）（1989）等，他批評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是原子主義（atomism），把人本身當成獨立於社會之外，可以完全自足的自我，天生有其自然權利。Taylor認為，這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淡漠、公民欠缺責任意識與義務意識等當代社會令人擔憂的現象。事實上，絕對不能假定人能獨立於社會之外並且完全自足（Taylor, 1992；俞可平，1999: 28-31；應奇，1999: 161-165）。Taylor認為立基於自由主義的現代社會，已經出現了「碎片化」（fragmentation）的現象，表現為三種隱憂：個人主義、工具理性的優先性，以及因為不願意參與自治、失去對自身命運的控制而面臨的自由的失落（應奇，1999: 157-161）。
關於社群的涵蓋範圍，MacIntyre等學者認為僅限於家庭、鄰里與部落，而不是國家民族和階級，因為後者欠缺一致的價值觀與信仰（俞可平，1999: 44）。不過也有學者提出更為寬廣的劃分標準，例如Bell認為社群包括了地理的社群、記憶的社群以及心理的社群等（Bell, 1993；李琨譯，2000）；Sandel則提出工具意義的社群、感情意義的社群和構成意義的社群，但特別強調構成性的社群。就此而論，包括社會、文化與政治等面向，小至家庭鄰里，大如國家社會，只要合於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為了達到人類更高、更大的善，並獲得個體的認同，都可以成為其社群。社群主義者指出：社群與一般社會團體不同之處在於成員集體認同之有無，由於集體認同之存在，個體才會在乎社群的看法，並受到社群對於是非善惡等評價的影響，由此衡量自我的行為準則（Taylor, 1995: 225; Tam, 1998: 19），因此可說社群給人以各種美德，包括愛國心、公益、道德與勇氣等，貫穿這些美德的主線是公共的善或公共利益。由於推動公共利益不可免的會遇到集體行動的困境，亦即人人抱持搭便車的心態，造成推動困難，社群主義者主張的根本解決途徑是對公民施行美德教育（Tam, 1998: 8、57-84）。
儘管社群主義引起了自由主義的反擊，但也造成了其修正，開始正視社群的價值（俞可平，1999：32-33）。儘管如此，一些學者仍然批評社群主義是一種保守的主張，因為過於強調傳統。其實兩者之間頗有不同，最主要的是對於社群的強調未必等於對傳統的無條件採納。除此之外，學者俞可平特別指出，社群主義的提出原本是作為個人主義的補充，希望矯正個人主義發達所造成人際關係冷漠，因此談論社群主義時絕不能完全離開自由主義，不然難免陷入「時代的錯位」，引來向集體主義傾斜的嚴重後果（俞可平，1999）。俞可平之論雖有歷史背景的依據，但是只將社群主義看成是個人主義的補充卻不盡適宜，儘管如此，對於社群主義的主張與強調，確實不宜過度擠壓個人所享有的私密空間。
留言列表
視聽娛樂 (15)
